一、起源和問題意識

在2019年之前，中國當代文學信奉的是“普遍的空間”和“進步的時間”。這兩種最典型的批評模式在21世紀的前二十年里占據(jù)著主要位置。第一是關于“普遍空間”的書寫，其最典型代表是所謂的城市文學。在很多批評家看來，因為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書寫城市和城市中的人最能體現(xiàn)時代精神，鄉(xiāng)村當然依然存在且問題重重，但是如果沒有一種現(xiàn)代性的城市視野去觀照鄉(xiāng)村，那么鄉(xiāng)村的意義和價值就要大打折扣。鄉(xiāng)村作為一個需要被城市以及城市觀念侵占的空間被置于敘事的末端，當時普遍的觀念是，所有的地方都將被城市化，不過是程度深淺的區(qū)別而已。第二是以代際來指認寫作的群體和風格。以“80后”為標的，往前推及“50后”“60后”“70后”，往后順延至“90后”“00后”。很奇怪，再往前的“40后”幾乎不被提及了，“10后”（即2010年代生人）當然因為年齡原因還沒有構(gòu)成一個問題?！?0后”是這兩種批評模式的聚焦點，“80后”作為最早的“獨一代”，本身已經(jīng)假設了一種必將置身于“普遍空間”的可能：馮文在《唯一的希望》中指出，中國在1980年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其實就是想象可以通過對人口的精簡和優(yōu)質(zhì)化而躋身于第一世界，“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初衷是為了創(chuàng)造一代頗有雄心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兒童，把國家?guī)胧澜珙I先位置”[1]。同時，“80后”也被賦予了超越父輩——不僅僅是生理學意義上的父輩，也是文化意義上的老中國——獲得一種全新的世界視野和身份意識的一代。這是“普遍空間”和“進步時間”之和，成為世界公民成為一代人的夢想，這個夢想從“小時代”[2]出發(fā)，折射的，卻是一個“大時代”的光榮與夢想。作為這個“和”里面的一個單一個體，我深刻體驗到了這種空間論和時間論對我的作用和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拒絕使用方言，刻意不談論自己的家鄉(xiāng)，更不參加任何類似于老鄉(xiāng)會的組織和活動。在作為批評家的職業(yè)生涯的一段時間里，我以批評的眼光審視著關于鄉(xiāng)土的寫作，并將其置于“落后”的價值鏈條中，同時為城市書寫鼓與呼。[3]雖然在《80后，怎么辦？》[4]這樣的作品里毫不羞愧地袒露了作為一個“進城者”在城市的窘迫和困境，但這并沒有泯滅我的進化論思維，至少在2019年之前，我相信一切會越來越好，困難是暫時的，美麗新世界正在不遠的前方等待著我，這種信念雖然因為北京房價的暴漲而偶有受挫，但是，正如我在一首短詩里所寫的：

多少年后

人們會稱此刻為黃金時代：

高鐵、房價、淘寶

堆積的快遞和喧鬧的大排檔。[5]

《80后，怎么辦？》

2019年可以視為一個轉(zhuǎn)折點。這一轉(zhuǎn)折點的背景我不擬過多展開，我想說的是，在這一年“普遍的空間論”和“進步的時間論”陡然失效了。我在一次采訪中說：“以前有一種觀點，認為主權(quán)國家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被削弱，更多的國際組織比如WTO，WHO，聯(lián)合國和歐盟這些組織會變得更加重要。但這次大疫情再次提醒了我們，主權(quán)國家在未來會越來越重要?！盵6]隨之而來的“冷戰(zhàn)”和“熱戰(zhàn)”交替上演，1990年代以來所信奉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地球”的和平敘事被競爭、排斥甚至是斗爭敘事取代，在這一空間的坍塌中，時間也戛然而止，好像從某一個高點突然降落，“變得更好”的想法正在被“變得不要那么差”慢慢取代，以至于“某一年將是未來很多年中最好的一年”變成了一個網(wǎng)絡名梗——它折射了一種被廣泛認知的觀念，歷史并沒有在時間中進步，而是在徘徊、回旋甚至折返。一代人從歷史的高點突然跌落，這多像本雅明所描述的保羅·克利的畫作《新天使》：天使正振翅欲飛，但一陣颶風襲來，它以墜落之姿回望歷史，發(fā)現(xiàn)那里不過是一堆廢墟。在1980年代的經(jīng)典作品《人生》[7]中，“50后”一代人的偶像高加林最終一無所有，回到高家村，跪在黃土地上痛哭失聲。他在哭什么？——哭失去的劉巧珍還是城市夢的破滅？在2019年，如果我們這些偽天使不得不從進化論的時空中墜落，承接我們的是什么？如果我們敢哭？又有哪一個天使來拯救和安慰？——“誰，倘若我叫喊，可以從天使的序列中/聽見我？”[8]……

承接我們的不會是天使，也沒有一個理想的女性會在原點等待我們。承接我們的只有腳下的這一塊土地。我們不得不再一次真正地置身其中，重新打量并凝視方言、父輩、歷史和創(chuàng)傷。由此，我在一次新南方寫作的研討會上說，新南方寫作的提出是一種應激性的反應。在這里我通過上述的敘述和比照，更想強調(diào)并推而言之，自2019年以來的新一輪地方性寫作的命名、倡導和討論，正是這樣一種基于“普遍性空間”坍塌和“進化論時間”停滯的應激性文化反應。 在這一反應中，地方性承接了雙重進路受挫后的可能。通過地方性的路徑，找到正視、理解并處理劇烈變化的現(xiàn)實的方式和方法，或許能夠重建一種文化——社會——歷史依然不可摧毀的信念。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太贊同將此一輪地方性書寫非要追溯到1980年代甚至1920年代的譜系中去，當然，在知識的層面這是無可厚非且無法避免的，但不能因為這種知識的建構(gòu)而放棄了起源性所激發(fā)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應該牢牢把握在2000年以來的短歷史語境中，在這個語境中，新一輪地方的書寫更關注的不是過去，而是當下和未來，不是那些如“尋根文學”所處理的蠻荒化外之地，而是跟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都密切相關的此時此地之時空。

二、對幾種地方性寫作的觀察

在這一輪地方性書寫的浪潮中，比較突出的有新南方寫作、新北京作家群寫作、新浙派寫作和新東北寫作。下面我將基于這些地方性寫作已經(jīng)展開的實踐和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我個人的觀察和分析。

嚴格來說，新南方寫作是這一輪地方性寫作潮流的首義者。2021年《南方文壇》刊發(fā)了楊慶祥、張燕玲等人的第一批理論文章，這可以視作新南方寫作概念的理論肇始。后續(xù)大量的批評家和作家從不同的角度介入或者參與到這一話語實踐中[9]。從目前來看，與其他地方性寫作潮流相比，新南方寫作潮流的話語實踐呈現(xiàn)出如下幾個特征：

第一，作家的參與熱情和參與度極高。中國當代文學寫作的“潮流性”傾向一直非常明顯，作家通過加入、呼應甚至是反對某種潮流而獲得一種身份意識和寫作姿態(tài)，這一點在1980年代的寫作實踐中尤其突出，通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一系列寫作潮流，作家和批評家們找到了寫作和對話的有效路徑。但1990年代以來，因為某種“共名性”的消失，潮流式的寫作漸漸式微，作家們也漸漸習慣于在技藝和修辭的層面凸顯自己的形象。新南方寫作重新激活了作家們參與潮流的熱情。一大批作家紛紛以創(chuàng)作談、對話甚至是理論文章的形式參與對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的討論和建構(gòu)[10]，這使得新南方寫作的理論話語從一開始就生機勃勃。當然，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熱情的推動下，一批具有新南方寫作氣質(zhì)的作品也誕生了，曾經(jīng)為作品匱乏而感到焦慮的批評家們現(xiàn)在的難題是如何閱讀和甄別大量的文本。

第二，波及的區(qū)域相對較廣。因為新南方在區(qū)域界定上的寬泛性——這一點被一些批評家所詬病，但我恰恰認為這是一個優(yōu)勢——新南方寫作由此突破了民族國家的主權(quán)地理范疇，面向了更寬闊的漢語寫作世界。這也是我提出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時的重要初衷之一，作為語言貨幣之一種，漢語應該通過世界性的流通獲得其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書寫形式。在2024年的一次海外文學活動中[11]，我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區(qū)感受到了寫作者們對新南方寫作這一提法的巨大熱情，海外寫作者如王德威、黃錦樹等人對新南方的回應和辯駁也加快了這一概念的流動性[12]。

新南方與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關系。在另外一種思路里，新南方與全球南方可以建立某種隱秘的關聯(lián)，這一關聯(lián)基于新南方和全球南方的如下價值指向：對被壓制的自我身份的確認和對霸權(quán)話語的自覺的抵抗，同時，在這種確認和抵抗中生成的美學風格：小人物、離散歷史、族群創(chuàng)傷，等等[13]。

從時間上看，新東北寫作以及相關的表述如東北文藝復興、東北文學三劍客之類的要早于新南方寫作的提出。但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新南方寫作提出之前，關于新東北寫作的討論并沒有將其與地方性密切地關聯(lián)起來。如果說新南方寫作更偏重于地理空間的拓展，新東北寫作似乎更關切其在時間縱軸上的承續(xù)，批評家關于新東北寫作是“子一代講述父一代”的論述[14]，也暗示了這樣一種時間邏輯。新東北寫作一開始被視作一種歷史美學的重寫而不是一種地方性美學的再造。作為共和國最早的工業(yè)基地，東北地區(qū)在1990年代以來的歷史進程中的轉(zhuǎn)型以及這種轉(zhuǎn)型的失敗生成了一種問題關切。這一關切暗含了對某一種社會進路和制度安排的失望，但對這種失敗和失望的書寫和表達，卻直到“子一代”的“80后”作家這里才得到一種相對集中的呈現(xiàn)。在這樣的思考進路里，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就是，新東北文學的寫作會重復當代文學中占主流的“問題小說”的模式并再度強化一種基于“底層邏輯”的文學規(guī)劃——實際情況似乎也在印證這一點，新東北文學迅速得到關注并聚焦于幾個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被批評家進行著高度“社會學”的闡釋。

新南方寫作的提出一開始并沒有以新東北為對位，而是以一個更普泛和更具有歷史建構(gòu)性的“北方”為對位。但在后續(xù)的討論和研究中，很多批評家將這兩者并置討論，甚至有雜志專門開辟了相關欄目[15]。這使得新東北寫作原本并未特別凸顯的地方性得到了一種敞開。饒有意味的是，在新東北寫作中，一直有一個“南方”的存在，這一“南方”既是一種想象性的存在，也是一種現(xiàn)實性的存在，這一“南方”與“新南方”在地域上高度重合。也就是說，在新東北寫作的內(nèi)部嵌合了一種新南方的視野，在東北遙望南方或者離開東北去南方構(gòu)成了一種想象性的生活方式和敘事學意義的敘事動力，電視劇《漫長的季節(jié)》是這一敘事的典型文本。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新東北寫作漲破了“歷史性”的宰制，在地方性的進路上與新南方寫作相得益彰。

新北京作家群寫作和新浙派寫作是基于歷史和當下的一種“文學提案”[16]。從地理上看，這兩種地方性寫作的命名也具有鮮明的癥候性，新北京作家群寫作位于北方，新浙派寫作位于東南，似乎再次呼應了中國文學的“南北格局”。從共性上看，這兩種命名首先都基于非常具體的行政區(qū)劃，北京是中國北方最重要的城市，浙江是中國東南有影響力的省域。其次這兩者的命名發(fā)軔都基于地方性的文學期刊，新北京作家群寫作是《北京文學》雜志自2023年重點推出的一個專欄，此后以這個專欄為基礎進行了概念的命名和建構(gòu)。新浙派寫作則是由浙江省的《江南》雜志社發(fā)起命名。最后，這兩者的命名都暗含了一種文學史的回顧和展望。在文學史上，北京和浙江作為中國現(xiàn)代漢語寫作的重鎮(zhèn)，孕育了重要的寫作流派并聚集了重要的作家[17]，這一方面固然積累了深厚的文脈傳統(tǒng)，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影響的焦慮”。如何繼承創(chuàng)新，在延續(xù)文脈的同時呈現(xiàn)新的歷史語境下寫作者的主體性，這構(gòu)成了新北京作家群寫作和新浙派寫作命名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這兩種命名都陷入了一種被動性。

在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的討論中，京派、京味是被經(jīng)常提到的概念，對這些概念的界定往往不是從地方性角度切入，而是從一些經(jīng)典作家作品的文本切入，這在某種意義上建構(gòu)了一個風景化的“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是歷時性的而不是共時性的。新浙派寫作同樣如此，對魯迅、周作人、茅盾、郁達夫等人的緬懷和追溯，往往難以落實到地方性的層面，而是落實到文學史的經(jīng)典譜系之中。這樣的討論理路將歷時性置于共時性之前，同時也就有了以歷時性取消當下性的危險。這種取消往往是無意識的，比如我本人對上述兩種寫作命名都有深度參與，在討論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的時候，我切切強調(diào)的是“當下性”：

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新的時間意識，以及由這一時間意識所催生的新歷史意識。具體來說就是，自1990年代以來，北京的加速發(fā)展產(chǎn)生了全新的景觀和現(xiàn)實，靜態(tài)的空間被動態(tài)的空間代替，流動性的人口和資本使得“一切堅固的東西煙消云散”，政治、資本和文化在這一大體量的空間里反復搏殺，并形成了一種“互相保證的摧毀”式的平衡。如果說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的問題意識是什么，這就是新北京作家群的問題意識，也就是，作為北京加速現(xiàn)代化歷史進程的同時代人對之進行同時性的書寫和記錄，并在這一書寫和記錄的過程中建構(gòu)新的現(xiàn)實感、歷史意識和價值觀念。這就是我個人對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的界定。[18]

但是在討論新浙派寫作的時候，我卻忽視了這種“當下性”的建構(gòu)，過于強調(diào)新浙派寫作的歷史傳統(tǒng)，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現(xiàn)代文學之父們”的強大影響，另一方面也和我缺少對浙江這一區(qū)域“當下性”的感同身受有關。在此我要修正我的觀點，即使文脈和傳統(tǒng)如此深厚，但對于新北京作家群寫作和新浙派寫作——我們可以推想還會有很多以行政區(qū)域來命名的流派——來說，共時性和當下性應該置于首要位置，那些重要的文脈和傳統(tǒng)，只有放在這種共時性和當下性中來進行嚴格的審視和挑揀，才有可能成為新的地方性。這一點也同樣適用于新南方寫作和新東北寫作。

三、地方性作為一種方法論

在2024年一次關于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的研討會上，我提出了如下的觀點：

（新北京作家群寫作）首先是一個由雜志發(fā)起的命名?！诸惡途幠恳馕吨环N新的規(guī)劃的方式。如果分類和編目沒有暗藏一種新的歸類方式和想象方式，這個歸類和編目就沒有價值和意義。……目前為止我覺得作為一個雜志的命名策劃，它已經(jīng)顯形了，它已經(jīng)立住了，它已經(jīng)變成一個話題了?！浯?，“新北京作家群寫作”對寫作者來說是一種方法論。這個方法論就是作為一種寫作或者思考的方法論，是非常重要的。新南方、新北京、新東北都可以從方法論的角度去討論它。這個方法論不僅僅是視角、題材、人物、語言（比如說方言）?！匾奈矣X得是世界觀和認識論，北京怎么在既保持自己開闊視野的同時，也能夠找到一個自己的世界觀和認識論？[19]

在這一輪新的地方性書寫中，非常有必要離析出來一種普遍性，如果離析不出一種普遍性來，那么這一輪新的地方性書寫可能就會重復既有的地方性書寫的范式，成為一種歷史的反復。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的導言部分強調(diào)了普遍性對于科學認知的重要性：“在這種聯(lián)系里，個別的事實取得它們對于一個目的或目標的特殊地位和關系，并因而獲得它們的意義。因為歷史里面有意義的成分，就是對‘普遍’的關系和聯(lián)系?？匆娏诉@個‘普遍’，也就是認識了它的意義?！盵20]在我看來，這種普遍性就是一種方法論。這一方法論并非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的，并非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

上述論及新北京作家群寫作提到的方法論，是第一個層面，這一層面主要是指作為一種文學策略的方法論。通過這一方法論，雜志和批評家獲得一種命名權(quán)，作家，尤其是一些青年作家獲得更多的關注和重視，同時，在這種命名中，寫作者通過對它的加入、對話甚至是閃避獲得一種題材、語言和風格方面的自我意識。按照文學的場域理論，這種策略也暗含了一種話語權(quán)和文學資源的重新配比，在一定程度上會沖擊或者重構(gòu)文學的既有版圖。第二個層面的方法論體現(xiàn)為一種認識論。在這一認識論思路中，地方性成為一種認識裝置，透過它可以把握地方與中央、地方與世界的辯證關系。在當代中國的秩序格局中，“央地”關系是非?；A和重要的一環(huán)。僅僅是從文學這一行業(yè)來看，“央地”關系的每一次調(diào)整，都會帶來不同的文學寫作格局，更遑論政治、經(jīng)濟等等的層面。也就是說，要意識到這樣一種事實，對地方性的強調(diào)，同時也是對中心的一種祛魅，中心往往意味著一種單一風格和單一美學，而地方性則意味著復調(diào)和多聲部。從地方性的角度看，現(xiàn)代性的大擴張意味著地方性的消失，世界被窄化為某一種歷史進程或者文化秩序，所謂的“走向世界”往往也就意味著“走向中心”，這種語境下對地方性的守護和強調(diào)，也意味著對一種可能性的想象和守護。

在這個理解進路里，也就可以提出地方性作為一種方法論的第三個層面，那就是意識到一種健康的文化有機體必須建立在多元的地方性基礎之上，段義孚曾經(jīng)在《神州》中動情地寫道：“即使在中國的窮鄉(xiāng)僻壤，在看起來沒有人跡的荒野中，也存在人類出沒的印跡。例如，我們考慮一下中國藝術家的風景畫。對于外行來說，這些畫要么看來不真實，是道家自然神秘主義的圖畫象征，要么雖然真實，卻是對遙遠自然的描繪，除了歸隱文人的茅屋，根本看不見人工技術的痕跡，但是對于了解中國城市之外的人來說，這些畫并不僅僅是想象的產(chǎn)物；其表現(xiàn)手法至少部分得自中國環(huán)境的特殊之處?！痛苏f來，大自然似乎同夸張狂放的藝術如此惟妙惟肖地相似?！盵21]我在最近一次《人民文學》舉辦的讀者見面會上，強調(diào)了“中國的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就在于我們擁有多元的地方性”[22]。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不是將地方性固化或者風景化，而是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創(chuàng)造出新的地方性，我覺得這是更重要的方法和視野。也只有在這個視野中，我們才能呼應本文開頭提到的應激性的文化反應，將一代人遭遇到的歷史境遇轉(zhuǎn)化為一種尋找和鍛造的能力，在多元的地方性書寫路徑中跳脫“區(qū)域”的束縛，不斷地解放地方和再造地方，同時也就能持續(xù)保持文化有機體的活力，并以此超克歷史的重復和墮落。

本文原刊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年第6期

注釋

[1] [美]馮文：《唯一的希望：在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成年》，常姝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

[2] 《小時代》是80后作家郭敬明于2007年推出的系列長篇小說，包含《小時代1.0折紙時代》《小時代2.0虛銅時代》《小時代3.0刺金時代》，作品的發(fā)表出版以及據(jù)此改編的系列電影《小時代》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其價值觀可被視作2000年代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3] 在對80后的整體論述和對單個青年作家的評論中，如張悅?cè)?、笛安、蔡東、馬小淘、文珍、孫頻、小珂等，我都會更關注其作品中的城市書寫元素，即使是鄉(xiāng)土出身的青年作家，如甫躍輝，也往往聚焦于作品所呈現(xiàn)的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感。我早期撰寫的對前代作家的評論，如評論鄧一光的《世紀的“野獸”——由鄧一光兼及一種新城市文學》、評論格非的《無法命名的“個人”——由〈隱身衣〉兼及“小資產(chǎn)階級”問題》，也是著眼于他們作品中的城市書寫。

[4] 楊慶祥：《80后，怎么辦？》，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

[5] 楊慶祥：《這些年，在人間》，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87頁。

[6] 楊慶祥：《后疫情時代將對人類親密關系構(gòu)成重要挑戰(zhàn)》，《北青藝評》公眾號2020年4月12日 ，https://mp.weixin.qq.com/s/n1J5kdZo0gPyHcgPxRi_uQ。

[7] 路遙：《人生》，《收獲》1982年第3期。

[8] [奧]里爾克：《杜英諾悲歌》，李魁賢譯，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

[9] 比較重要的理論文章有：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quán)》，《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楊慶祥：《再談“新南方寫作”：地方性、語言和歷史》，《廣州文藝》2022年第12期。楊慶祥：《三論新南方寫作：在流動性中識別自我和世界》（訪談），《文藝報》2023年7月3日。楊慶祥：《地緣、氣質(zhì)和離心——四論“新南方寫作”》，《江南》2023年第5期。王德威：《“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南方文壇》2023年第1期。張燕玲：《“新南方寫作”的多樣性與可能性》，《廣州文藝》2022年第12期。林白：《重新看見南方》，《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東西：《南方“新”起來了》，《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謝有順：《談談“新南方文學”的文化地理》，《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1期。林森：《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寫作》，《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王威廉：《新尋根、異風景與高科技神話——“新南方寫作”的美學可能》，《廣州文藝》2022年第1期。林培源：《“新南方寫作”的經(jīng)典如何可能——關于黎紫書〈流俗地〉》，《南方文壇》2021年第6期。另有蔣述卓、陳培浩、曾攀等人的文章。

[10] 例如：2021年，林白、東西、林森、朱山坡等作家在《南方文壇》參與討論。稍后比較重要的有《廣州文藝》蔣述卓、唐詩人主持的“新南方論壇”對話欄目，有王威廉、李晁、林森、葛亮、林棹等多位作家參與。

[11] 2024年12月14至19日，由中國作協(xié)外聯(lián)部指導，海峽文藝出版社、中國文藝評論中國人民大學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天涯》雜志社等聯(lián)合舉辦的“中國文學新浪潮”海外推廣系列活動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地舉行，這次活動的主題是“新南方與新南洋”，林濱、楊慶祥、翟文鋮、蔡崇達、林森、龔萬瑩參加了該活動。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作家如黎紫書、龔萬輝等人參加了“新南方寫作”的相關對話活動。可參見《“中國文學新浪潮”海外推廣活動在

新加坡正式啟航》，中國作家網(wǎng)2024年12月19日，https://mp.weixin.qq.com/s/S-Ep7JLldWivmPk_YbQdFw。

[12] 王德威認為“新南方之‘新’固然來自南方文學地圖的重繪，更重要的則是認識論空間的開展”。他從環(huán)境拓撲學角度提議四個關鍵詞（潮汐、板塊、走廊、風土），并以三種相互關聯(lián)的書寫和閱讀立場（跨越、逾越、穿越），來為新南方想象再增加向度。參見王德威《“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南方文壇》2023年第1期。黃錦樹在一次訪談中認為“新南方”是北方視野的產(chǎn)物；但囿于某些因素，“‘新南方’如果不把視野限在中國大陸，大概只能拔高它的抽象層度，從美學風格的角度俯視，那都難免去歷史化”。參見黃錦樹、溫明明《當我們討論“新南方”時我們在討論什么——新南方作家訪談》，《廣州文藝》2023年第9期。

[13] 周倩宇：《“新南方寫作”與“后殖民文學”的合題——以庫切的南方寫作實踐為例》，《北京文藝評論》2025年第2期。另外，陳一海在《從省港到粵港澳大灣區(qū)：“廣州—香港”電影的邊界想象與在地書寫》中談道：“國內(nèi)文學界開始提倡‘新南方寫作’，這股思潮雖然仍沒有明確的核心與邊界，卻與美國南方文學以及作為政治指涉的全球南方相呼應，同時為研究者指向了一種更為廣闊的視野?！眳⒁娡鹾Ｖ拗骶帯峨娪芭c記憶傳媒藝術學：第八屆全國電影學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24年版，第196頁。

[14] 如黃平談到“新東北作家群”的小說大量從“子一代”視角出發(fā)，講述父一代的故事——90年代以“下崗”為標志的東北往事。參見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

[15] 如《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1至6期，設置了“新東北·新南方”欄目。

[16] 楊慶祥：《“新浙派”寫作：基于歷史和當下的文學提案》，《江南》2024年第5期。

[17] 就北京而言，既有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京派文學”，也有當代文學史上的“京味文學”。就浙江而言，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很多經(jīng)典作家如魯迅、茅盾、郁達夫等都來自浙江。

[18] 楊慶祥：《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空間、視野和問題》，《北京文學》2023年第11期。

[19] 楊慶祥、師力斌等：《“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的多重指向》，《北京文學》2024年第5期。原文為口頭發(fā)言，此處引用時略作調(diào)整。

[20] [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賀麟、王太慶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頁。

[21] [美]段義孚：《序言（1970）》，《神州：歷史眼光下的中國地理》，趙世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頁。

[22] 相關報道可參見《人民文學》公眾號，《從“尋親”到“回家”：〈人民文學〉讀者走進編輯部》，https://mp.weixin.qq.com/s/1koWz9zqIb-pUdQCJps4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