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的繆斯的獨特的面部表情”，這個有些拗口的漂亮短語來自詩人奧登，他說出的，是那些卓越作家們一生的追求，是極具個人性的文字標識。換句話說，就是：即使蒙住名字，或者完全地隱去名字，閱讀者也能在短短地讀上三四行字之后，嗅到唯屬于他的那種個人氣息，然后準確指認：這，是某某某的作品！是他寫下的！我可以百分百地確定！就閱讀而言，這種強辨識度往往建筑在語言風格上，但它又不唯是語言風格，而是語言的獨特、話題的獨特和言說深度的獨特的精心綜合——就像兒童文學作家舒輝波的文字所呈現(xiàn)得那樣。

毫無疑問，在兒童文學中，舒輝波是那類高辨識度的“另類”作家，是林外的樹，他的寫作足以呈現(xiàn)那種“個人的繆斯的獨特的面部表情”；進一步說，舒輝波的兒童文學寫作特點鮮明，甚至是太鮮明了，以至于以兒童文學的舊有范式無法完整地“套住”他，他更多地會走向一個邊緣、一個界限、一個“窄門”……他有意在一片荒蕪之地上建立自己，并獨立成長。我想我也必須承認，舒輝波個人標識的建立并非來自于語言或獨特新穎的“開創(chuàng)性結(jié)構(gòu)方式”，雖然在語言和結(jié)構(gòu)的嘗試上他也是極精心、極注意的。但，它們不足以以某種“單向度”讓舒輝波強力呈現(xiàn)，面目清晰。事實上，真正讓舒輝波標識明顯的是內(nèi)容，是他與眾不同，特別是與諸多兒童文學作家極不同的關(guān)注點，是他直面生活、生命粗糲并取下濾鏡的現(xiàn)實追問，是他始終把鏈接著自我血管和疼痛的“我思”放置在里面的深入和深刻……

“越對生活有意義，小說（文學）的格就越高”，列夫·托爾斯泰的這句話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卓見，對成人文學來說如此，對于兒童文學來說，亦是如此。舒輝波的卓越不同更多地呈現(xiàn)于他在兒童文學寫作中加重著的“思”的重量，其難度，當然較之成人文學尤甚。說實話，這是舒輝波的寫作最為吸引我，也是能讓我在眾人之中一眼將“他”認出的最核心部分，也是我愿意將他看成是“同道”的核心部分。將關(guān)注點放在那些被習慣忽略的“邊緣孩子”的身上，讓他（她）們同樣能被文學的光照見，以真實和真誠來完成生命的現(xiàn)實書寫，并始終注意著對“這生活”的審視和思考——這是舒輝波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個人特點，關(guān)鍵是，他在我前面提及的這幾點上，都努力地“推向了極限”，努力成為走得最遠的那一個。

“個人的繆斯的獨特的面部表情”。要建立獨特性的文學標識，勇氣是重要的，抓住自己的敏感點，不被流行思潮和習慣導向所左右是重要的，精心的掂兌讓自己的文字能在好和更好之間選擇是更重要的。它們一直是綜合考量，“缺一不可”的——在這點上，我們當然也能看出舒輝波的精心與耐心。

當然，我所做的這種概括性表述必須要有較充分的文字佐證為依據(jù)，必須要與舒輝波的文字呈現(xiàn)相匹配——否則，它就可能是虛假、矯情甚至諂媚化的那類批評。閱讀批評文字時可見的是大山分娩般的“地動山搖”，誕生神靈濕婆時都未必有那樣的動靜，而懷著期待甚至是迫不及待的期待去閱讀文本時，卻發(fā)現(xiàn)其內(nèi)核不過是只灰溜溜的小老鼠，僅此而已……在閱讀過幾乎舒輝波“全部”的已完成的兒童文學之后，在寫下前面的文字重新從頭審讀的時候，我也不得不懷著忐忑重新審視和梳理——我的指認是否已言過其實，我是否是出于對思想的偏愛而將這種偏愛過度強化了，“終于”在兒童文學書寫中見到了具有問題意識和形而上思考的作家，便因喜愛而產(chǎn)生了盲目？是的，我不敢保證自己的這一心理完全對自己沒有影響，但我也更愿意，努力地、更努力地在舒輝波的文字中找到佐證，以證我“此言非虛”。舒輝波，當?shù)闷鹞覒延芯粗馗械脑u價。

我準備，先從“不”開始，然后到“是”。所謂的“不”，是想指認在舒輝波那里強烈的、與慣常習見的兒童文學的不同之處；而所謂的“是”，則是要言及在舒輝波的寫作中，與整個兒童文學經(jīng)典序列中共有的精神品性和藝術(shù)品性，是那種符合藝術(shù)標準的共有品質(zhì)，包括致力于趨向經(jīng)典的那個趨向——“不”與“是”，可從不同的藝術(shù)向度中將舒輝波“個人的繆斯的獨特的面部表情”聚合完整。

先說“不”。

習慣上，我們當下的兒童文學書寫，多集中于（甚至可以說，全部集中于）體格健全、心智發(fā)育良好、生活相對無虞的“正?！焙⒆樱词顾麄円馐艽煺?、失敗和家境變故，即使他們身上擁有過度頑皮、固執(zhí)、自我或者喪失自我的一些問題和弱點，但總體上他們是健康的也是內(nèi)心良善的，他們所遭遇的內(nèi)在及外在困境是完全可以通過愛和一個個動人的事件來治愈的……在這里，我沒有半點兒指責這個“習慣”或者批評兒童文學的普遍共識的意思，絕對沒有，它具有強大而現(xiàn)實的合理性，因為它所書寫的是絕大多數(shù)孩子的“可能生活”，絕大多數(shù)孩子會從對“這部”兒童文學的寫作中看到自己，“身臨其境”，“感同身受”，進而獲得滋養(yǎng)和智慧，進而影響著他們的未來可能——問題是，我們當下兒童文學的現(xiàn)實書寫，“實際上是以一批當代暢銷童書為代表、以輕松怡人的城市中產(chǎn)階級兒童生活為主要對象的現(xiàn)實。在這些作品中，一大批兒童和他們的生存現(xiàn)狀被遺忘在了兒童文學世界的邊緣”。（方衛(wèi)平，《童年寫作的厚度與重量》）——這種傾向已占有主流。舒輝波不，他不局限于此，而是有意地選擇了不同，選擇關(guān)注那些一直被忽略和漠視的，甚至被有意“躲閃”的那些孩子，進一步，是那些匱乏身份認同感和自我價值確認的，是那種身體上、精神上、心理上“有殘缺的孩子”，譬如極度貧苦、不得不以單薄的身體支撐生活的孩子戚海燕、覃圖南，譬如身患白血病早早離開人世的女孩百靈，譬如失明的小提琴藝術(shù)家張哲源，譬如……這個枚舉幾乎可以“無限”，這是舒輝波寫作中的“重頭戲”。他竟然在兒童文學中專注于苦難、殘缺，專注于那些很不一樣的少年的成長路程；他選擇了邊緣，選擇了邊緣中的某些邊緣，甚至在世界兒童文學中都屬于“稀缺”的部分……所有寫作者都知道，在一個能夠有諸多的“已有經(jīng)驗”可借鑒的慣常區(qū)域里寫作相對而言是容易的，而且容易達到高格（就像在中國，成人文學中，鄉(xiāng)土文學相對發(fā)達，優(yōu)質(zhì)的作品出得也多），獨自地進入到陌生和荒蕪之地，需要的往往不只是勇氣（可能在這個冒險中勇氣是最可忽略的部分），而是一系列“極端性”考驗，它甚至會逼迫作家一次次地懷疑自己的才能，從精神上擊垮他。是故，即使一些了不起的大作家，他們也會選擇背靠“已有經(jīng)驗”，讓人們能從他嶄新的文本中早早地嗅出其中彌漫的經(jīng)典氣息。是故，我欣賞舒輝波選擇“不同”的勇氣，更欣賞的是他讓這個“不同”能夠更為藝術(shù)、更為動人和更有啟示性的能力。讓光照見那些體格健全、心智發(fā)育良好的孩子，也要照見那些被忽視和漠視的特殊孩子，讓那些真正被忽略的生命獲得理解、體恤和尊嚴，這是舒輝波在題材選擇上的有意堅持。

習慣上，我們的兒童文學寫作偏重于想象，偏重于建造一個幻美的世界，偏重于某種意味上的“潔凈”——如果說，在成人文學中現(xiàn)實主義風格的文字占主流的話，那在兒童文學中，幻想、想象和明顯虛構(gòu)的文學則占有主流。即使在那些擁有現(xiàn)實主義風格征質(zhì)的兒童文學中，偏重于將生活相對地“簡單化”“純凈化”“幻美化”，也是一種普遍自覺——沒錯兒，我也絕沒有否定在現(xiàn)實性文學注入想象力的意思，沒有否定相對簡單化或純凈化的意思——因為文學（尤其是小說）的結(jié)構(gòu)方式、講述方式和接受方式都需要削繁就簡，更因為出于保護孩子健康成長和文學引導性的角度考慮，現(xiàn)實性的小說也不應(yīng)將現(xiàn)實中的一切都納入書寫中……然而，又涉及文學需要的平衡和危險平衡了，當下的境況是，我們的兒童文學習慣利用想象的薄膜將生活“罩住”，將它變成一個近乎無菌的溫室，從而形成了一種有隔膜感的虛假生活。舒輝波不，不同，他選擇的是與這個習慣拉開距離，甚至構(gòu)成悖異：他要的，在文學甚至自己的想象性文學（譬如《鯨骨花園》）中想要的，是那種不回避的直面，有時則是對于孩子生命的某些極端境遇的有意直面，是那種我們時常要背過身去的“真現(xiàn)實”。在一則訪談中，在談及極具影響的《逐光的孩子》時，舒輝波特別談到自己寫作它的初衷：“我希望我們的孩子，享受生命的歡欣，也能直面人生的難題。這才是他們將要面對的真實世界和人生，既美好，也殘酷。”——這，就是舒輝波要在他的文字中呈現(xiàn)的現(xiàn)實，它是一個復合的、多重的、有著正和反以及漫長的灰色地帶的“復雜之物”，我們不能只取其中的一個向度而忽略其它。我想，劉緒源先生在《夢想是生命里的光》的序言中說出的大概是多數(shù)閱讀者的一種普遍情緒：“有一種文學，它讓你愛，也讓你怕。你很想讀它，但又有點不敢讀。它像一團火，遠遠地跳動著，誘惑著你，而一旦捧起來，又會灼痛你的手……”劉緒源所說的這種情緒在我身上也有，這也是我遲遲不能完成對舒輝波評論的原因之一：我無法一口氣地將所有作品讀完，我必須要有“中間調(diào)整”，以免被舒輝波提供的那種“沉重”給壓住。我們看看舒輝波寫下的生活吧：王麗華、王美華姐妹交不起學費，只能一個人上學，為了維持家用，她們每天夜里都要制作拖把然后在天不亮的時候到市場上叫賣（《未完成的再次訪問》）；鄭天齊的父親先是在打工時摔斷了腿，禍不單行，母親也隨后摔傷，家庭的重負早早地落在了他的身上，他跟著商販去武漢打工（《天使的眼睛》）；離開收養(yǎng)他們的“媽媽”，流星和妹妹安琪兒被騙入某個犯罪團伙，他們和一群流浪兒童賣報紙、賣花或者乞討，成為斂財?shù)墓ぞ撸ā讹w越天使街》）……同樣，舒輝波的這一孤絕的直面選擇是艱難的，而且是有“代價”的。是的，他應(yīng)當清楚他走向孤絕的代價，但他還是選擇了“不”和“不同”。

習慣上，我們的兒童文學寫作因為兒童性的需求，會在故事和故事的溫暖上用力，往往不會在思考性上過多用力，更不會在形而上的議題和思考上用力。我依然會為這種習慣上的約定俗成辯護，它是具有道理性的，要讓孩子們理解、接受和喜歡，我們不得不適應(yīng)性地有所妥協(xié)——然而，在舒輝波的寫作中，他卻有意地說不，有意不同。他的寫作，有時是會以追問為核心的，是以思考性的議題（生活如此？非如此不可？有沒有更好的可能？）為內(nèi)在抓手的，在舒輝波的寫作中，多次地出現(xiàn)對生命價值、生命意義、這樣的孩子能做什么、我們何以在這個世界上自處的理解、闡釋和追問，它們分布在舒輝波文字的節(jié)點處，成為里面或明或隱的光。

當然，在舒輝波的寫作中，還有諸多的非常具有個人性的“不”，限于篇幅就不一一枚舉了。在言說過他的“不”之后，我需要說“是”——在寫給另一位兒童文學作家任富亮的一篇評論中，我曾這樣寫下：“我們想向兒童文學要什么？或者，換一個說法，什么樣的兒童文學才是我們心儀的、召喚的、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關(guān)于這個議題，可能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各有不同的答案，然而我相信無論它們有多少不同，但屬于共有的基本點還是固定的，堅實的。譬如，我們需要它有故事的曲折和生動，能夠讓孩子們在其中徜徉；要有童心和趣味的始終籠罩，能夠‘捕獲’孩子們真誠而單純的心；要有融解在故事里的‘教育意義’，它們潛在地影響孩子們的認知和認同，潛在地影響孩子們之后的成長與行為。當然，即使是兒童文學，我們也需要解決屬于文學內(nèi)部的共有性技術(shù)問題，它要保障文學的基本質(zhì)地和邏輯嚴謹，要布局勻稱、環(huán)扣扎實、細節(jié)動人……如果我們再要得多些，苛刻些，我還希望我們的兒童文學在提供好玩的故事、曲折的情節(jié)和應(yīng)當褒有的教育意義之外，還能有一些悲憫和體恤的注入，它讓我們理解那種境遇以及那種境遇之下的行為選擇……在兒童文學中注入悲憫性，是最為難能可貴的，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的兒童文學就可以說到達了‘高格’，是我們希望和期待的佳作，它就具備了經(jīng)典性。”（《把意味融解在波瀾叢生之中》）我要談及的“是”，當然要與前面提及的“優(yōu)秀的要素”相對應(yīng)，是基于優(yōu)秀兒童文學標準下的審察：我們要看，他做到了沒有，是否具有優(yōu)秀兒童文學的基本“共相”，具有那種經(jīng)典性氣息？同樣出于篇幅限制的考慮，我也愿意再次地削繁就簡，言說最具核心和代表性的“要素”。

教育意義，是舒輝波兒童文學中最為核心、最為顯赫的一點，是他愿意為孩子們寫作的“最大支撐”，正是這份“教育的責任”才更多地使他走向絕決和荒蕪，讓他的書寫專注呈現(xiàn)為現(xiàn)在的樣子。文學中的教育與慣常理解的教育有所不同，它拒絕灌輸，拒絕居高的說教，拒絕或基本拒絕把“教育內(nèi)容”以直白、長篇大論的方式說出來——它要的是潛移默化，要的是把藥裹進糖里，要的是通過故事的方式讓孩子們獲得共鳴和喚醒，要的是讓孩子在“那個故事”里尋見屬于自己的東西，進而反思、審視和“被影響”，暗暗地生出對于“更好的自我”的向往……“真正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不是兒童生活的簡單堆積，亦非對于小讀者的一味取悅，而應(yīng)在看似清淺的文本中蘊籍深邃的人生哲理和堅持的生活態(tài)度”，“我努力捕捉黯淡生活里猶如夏夜的螢火蟲一樣不斷閃爍著的希望和夢想”，“其實，成長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認識自己的過程。我們無法經(jīng)歷戰(zhàn)爭（但愿永遠不要經(jīng)歷戰(zhàn)爭），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戰(zhàn)爭’這個舞臺來認識故事里的‘人’，再把這些‘人’當作鏡子來反觀自己，來認識自己，通過共情來體驗豐富的人生，了解豐富的人性，從而也讓自己成為一個豐富的人……”這些文字引自舒輝波的訪談和書的后記，由此，透過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看到舒輝波的用心和“教育”期許：一、并非一味取悅，它意味著更重要的目標，那就是朝向其中的蘊籍，包含著對人生哲理和堅持的看重，它，當然屬于教育；二、努力捕捉——那些既美好又殘酷的人生中，希望和夢想可能是弱的和更弱的，但它的光卻始終不可忽視，這也是舒輝波文字中固執(zhí)的包含，它，當然還屬于教育；三、認識人，透過他者來認識自己和相關(guān)的事物，并由此獲得不一樣的精神體驗，它，當然還屬于教育。作為作家和老師，舒輝波有著一顆恒定而持久的“教育之心”。我想，他選擇將那些被漠視甚至被侮辱和損害的生命作為主要的關(guān)注點，選擇“讓你愛也讓你怕”的那類生活作為書寫對象，其本質(zhì)也是出于向美、向善和向死而生的“教育”，他愿意以個人之力將被大多數(shù)人（包括孩子）忽略和漠視的人生在文學和它的記憶中呈現(xiàn)出來，他呈現(xiàn)這些，不是為苦難而苦難，為殘缺而殘缺，而是讓我們的目光能夠“看見”這樣的人生，這樣的個人，這樣的命運，進而喚起我們的同情心和尊重感，進而讓我們能夠產(chǎn)生悲憫。在兒童文學中注入悲憫性，是最為難為可貴的，然而在舒輝波那里，在他的寫作的全部文本中，悲憫和體恤幾乎在每一篇中都有，每一篇都是。我想我們還可以看到，在言說了諸多的苦難、疼痛和殘缺之后，舒輝波始終悄然地為他所寫下的故事注入著——“孩子雖然他的人生剛剛開始，相對于成年人來說他是弱者，但是他們身上一樣有屬于自己的勇氣和力量?！笔堑?，舒輝波注入著力量，在那些貧弱的、幼小的孩子身上，他相信。在他筆下的那些孩子，有著明顯的身體和內(nèi)心的“殘缺”的孩子，經(jīng)歷著多數(shù)孩子根本不可能在那個年齡經(jīng)歷的種種苦難和挫敗，然而，在他們的身上，也始終有著堅毅的向美、向善、向好的內(nèi)在力量?！皟和膶W創(chuàng)作應(yīng)該正視兒童內(nèi)心的苦難和傷痛，并用獨特而有意味的細節(jié)將之表現(xiàn)出來，使苦難顯示出力量，這種力量不只是感人的力量，更是引人向上、助人成長、給人歡樂的力量。”李東華在《兒童文學：如何面對和書寫苦難》中寫下的這段話，或可作為舒輝波寫作中“教育意義”的一種有效注解。

語言的美感，以及故事的曲折和生動——我們也可把它看做是藝術(shù)性的議題，它是文學尤其是兒童文學的基礎(chǔ)性保證，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甚至說過一句既片面又深刻的話，他認為“深刻的思想不過是一腔廢話，而風格和結(jié)構(gòu)才是文學的精華”。是的，它屬于片面深刻，我們?nèi)魏螘r候都不能輕視思想在文學中的作用，但藝術(shù)性也是文學最不可或缺的部分，一個作家如果在藝術(shù)上沒有建樹，就意味著在文學上毫無建樹——請原諒，我愿意一直保持這一偏見性的苛刻。在這一苛刻的審視中：舒輝波的寫作是否具備我們所要的“藝術(shù)性”呢？一，先從語言談起。舒輝波的文學語言保持著一種平和的娓娓道來，它或多或少有一種質(zhì)樸感，較少裝飾性，但始終準確，有強烈的控制力。我理解，他如此“克制”非是不能，而是不為，他希望我們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他所言說的故事上，而不是語詞的表面閃爍上，這種取舍就像羅丹在雕塑完巴爾扎克雕像之后砍掉了太過吸引注意力的手。我說他非是不能當然要有佐證，譬如在《魔法師的貓》中，蝴蝶死在咪咪手上的那一節(jié)：“咪咪坐在漆黑的地下室里，望著那只飛舞的蝴蝶，那只透亮的、像光一樣的蝴蝶，內(nèi)心充滿了悲傷。那悲傷遠遠地超過了一百條煎熟了的小魚放進盤子，又一起從盤子里游進了小河……”在關(guān)鍵點上，他也是不吝嗇自己的才華的。同時，他的語言還有意保持著回味的深意感，以及有意味的“歧意”，讓你可有多重的解釋然而任何一種解釋都無法說清它的全部——這在他新近的《聽見光》一書中表現(xiàn)得尤為成功。在兒童文學的寫作中，能做到這點的可謂鳳毛麟角，在我看來，這樣的語言使用才是高格。二，故事能力。舒輝波深諳現(xiàn)實主義的技藝寫法，也同時能夠熟練運用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的技藝寫法，在我有限閱讀的十余本他所寫下的書籍中，舒輝波不斷地運用著多重的技術(shù)方法，他寫的始終有趣，有波瀾，有意味。僅就故事性而言，《魔法師的貓》、《鯨骨花園》具有經(jīng)典童話般的飛翔感和曲折性，故事中花樣迭出，極富吸引，而像《逐光的孩子》《天使的國》《夢想是生命里的光》一類更有現(xiàn)實性的作品，則有意扎實、厚重、緩緩推進，并根據(jù)故事上的需要完成疏密調(diào)節(jié)，呈現(xiàn)出堅實的力量?！讹w越天使街》，舒輝波以順時為結(jié)構(gòu)，然而最初的開始部分卻是“懸置”的，它被變成了楔子（這多像是胡安·魯爾福的習慣作法）；《聽見光》，則約略地采用著后現(xiàn)代式的“碎片拼貼”的方法，對話的運用成為小說的復調(diào)性聲部，強化著故事的新穎性也強化著哲思的豐富和厚度……舒輝波能夠“隨類賦形”，愿意為自己的言說尋找最佳的藝術(shù)呈現(xiàn)方法，他的做法非常值得稱道。

或許，我還需要提及兒童文學的兒童性，這一點，舒輝波也不匱乏，只是，他也的確為了話題的重要而放棄了某種的取悅，我想這也是我們需要承認的；我還需要指認舒輝波文學中的平等性，他要求我們理解他所寫下的那些人，首先是讓自己能夠理解，在他的每一篇文字中我們都能讀出那種平等，那種真誠、耐心、直接而坦然的交流。在這個“不”與“是”的交織中，在有意的對習慣書寫的拒絕和堅毅的藝術(shù)遵守中，舒輝波呈現(xiàn)出了他“個人的繆斯的獨特的面部表情”，他的獨特性堅持真得讓人敬重。這篇舒輝波評論，我承認在這里我能言說的只是舒輝波的一個側(cè)面，本來，我還想談及童年生活對他的心理影響以及對他文學的影響，這當然是一個大議題；本來，我還想以同樣的篇幅寫舒輝波兒童文學寫作的另一面，那種非現(xiàn)實性的、具有飛翔感的想象性文本，它同樣值得細細品啜；本來，我還想言及舒輝波的閱讀以及閱讀的影響，就像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在《弒神者的歷史》中對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指認那樣，同時我發(fā)現(xiàn)，舒輝波也愿意在自己的文字中不斷地提及自己讀過的書——它同樣可以是一個重要議題，我覺得。限于完成的時間和篇幅，也限于批評文字的“主題性”，我只能略取一隅，只在這里言說他的一個側(cè)面，余下的，我也希望有機會能夠繼續(xù)完成。